今年部分从业者失去底线致公众面临道德焦虑
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
名牌牛奶中出现致癌物；地沟油上餐桌；有农民把“瘦肉精猪”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
“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职业伦理的滑坡吗？
温家宝总理今年也多次提到道德。他说，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为何人们对道德底线失去敬畏
“瘦肉精”阴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发威”，这次涉事的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双汇公司。至此，人们才从养殖业专家那里知道，在国内使用“瘦肉精”是行业潜规则，其踪迹绝不止于双汇，产销链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利益驱动是农户给猪打“药”的根本原因。沈阳“心连心”养猪合作社秘书长郭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品种、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是提高猪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养殖户不舍得花钱买好的猪种，只饲养当地的土猪，靠出栏前“吃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让其“健美”——这样的猪屠宰后脂肪层极薄，瘦肉丰满，肉色鲜红，能达到屠宰场标准，卖上好价钱。
而“瘦肉精”还不是猪吃进去的唯一的“料”。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一些养猪从业者、饲料供应商和专家那里了解到，重金属和抗生素也是猪粮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务部门一位干部告诉本报记者，他去农村调研时看见，农民屋后养两只猪、种一畦菜，自家吃，猪栏里的几十头猪“是用来卖的，自己不吃”。
为何农民心知不该，还昧着良心给猪喂“药”？
在一位熟悉中国农村的北大法学学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人的“陌生化”有关。在物资匮乏，物流不畅的年代，猪的宰杀、售卖最多辐射一村一镇，真要出了问题，很快会受到惩罚。在不正当的利益与严重的社交后果面前，农民自然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挣钱。
然而，迅速扩大的产业链和相关产业政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远了。目前我国实行“定点屠宰”政策，只有部分获得市场准入的屠宰场可以宰猪。一位养猪人士告诉记者，屠宰企业由此控制了市场话语权。他们通过加工、分装、热链等程序获取利润并迅速扩张，这类企业跨市、跨省甚至跨国销售，在扩张市场的过程中“跑马圈地”，仅通过猪贩子搜罗猪源。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可追溯体系没有跟上，养殖者和消费者也几乎不可能见面。
上述法学人士表示，当责任无法追溯、生产者也难以与消费者对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力显然大于虚无缥缈的“良心”，“农民会想，家家都这么挣的钱，我干吗闲操心？”
喂“药”的农民只是食品安全问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链条上，如果没有研究者、制造者、销售者等一系列专业人员，使用者“想挣钱也没机会”。但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机制长期没有跟上市场阔步前行，导致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为没有责任，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
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深圳市贵州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