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观感 ：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但是，笔者对转型能否成功持悲观态度。因为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产业，经济增长几乎都是依靠建设新城、基础设施、地产开发等投资拉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如前所言，中国的地产业开发正随着需求减少而降温，这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而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由于基础设施与新城建设基本完成，这表明政府投资将要面临既无需求、也没能力的困境。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投资拉动从供需双方看，均已动力衰竭。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工资大幅上涨发生在2008年后，这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除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外，主要是货币放水的功劳。即为了应对国际危机，中国政府依靠信贷大规模投资吸收过剩产能，并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尽管随后开始执行收缩计划，但货币政策已经被展开的政府投资“绑架”，必须渐进的以“软着陆”方式退出。

中国很难继续依靠债务和投资推动增长了。因为中国的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过剩（部分城市在投资地铁），而地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在收窄。尽管政府致力于有名无实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没有经济增长，何谈收入分配的调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投资拉动经济，必然会制造通胀、更大的地产泡沫（人们依然会将购房作为保值储备），以及债务（金融）危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愈加混乱的集资、房地产泡沫等几乎是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让经济软着陆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各地过去数年造新城（包括开发区）运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政府将权力部门向新区搬迁，也带来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配置与资源的转移。这个过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为主的就业岗位（短工性质）以及各种衍生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迁，让郊区农民得到占用（拆迁）费暴富。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设周期，将没有其他产业替代来提供就业。

更让人忧虑的是，“造城运动”人为地制造了两个世界——破落的老区和现代化的新区。尽管老区暂时保留着商业的繁荣，但随着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城转移，老区将逐步沦落为“贫民窑”，甚至荒芜。而那些到处圈占的开发区最终也可能被遗弃。这是因为，中国近些年制造业成本的上涨，让污染严重且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厂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三四线城市开发区的客户，也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工业支柱。毫无疑问，广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大部分人的回乡见闻中，普遍惊骇的是癌症患者急剧增加，这显然与污染有关，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将使得增长变得没有意义。中国必须逐步关闭这些早该淘汰的重污染企业，否则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这将对三四线城市的经济造成打击。

笔者并不理解目前政府力推“城镇化”的目的，农民入城是已经启动的缓慢进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个被弃置的“老城”，农民实际上最有可能成为老区的新主人。笔者认为目前不宜让农民“并村上楼”，因为有能力的家庭均倾向于到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多的城市置业，即使在农村也大部分盖了新楼房，“并村上楼”不仅浪费资源，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尤其是以基础设施与地产投资为主的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和市场萧条，意味着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消失。这时候农民大规模聚集于社区，而不是分散在与耕地临近的村庄，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那么，“贫民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应该重点关注的是“飘泊者”，即大量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区打工的产业工人，以及在大城市就业的异乡人。他们以具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年青人为主，既不愿返乡，（相对于高房价的）低收入水平和户籍制度又不能让其扎根城市，成为进退两难的一群。尽管家乡拥有较低的房价和暂时吸引人的收入水平，能够实现买房买车的愿望，但文明程度较低，让这些人更愿留在大城市。这些人在春节期间很容易被家乡发达起来的人看作失败者。

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甚至生活可能比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还舒服。在过去数年，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可能还不如农民工收入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回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城市的服务业价格将因人工和租金而持续上涨，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富人则在为移民忙碌，似乎他们比底层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悲观。

当人们为家乡的一些进步而感到惊讶的时候，家乡那些原有的暗淡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占相当比例。在农村，大部分家庭仍然处于贫穷的状态，只有那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才变得繁荣，西部农民的贫穷更加普遍，那里似乎是被遗忘的世界。而在城市，很多低收入家庭在过去十数年并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承受了通胀，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原本较为平均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也开始加大。

春节社交放大了中国人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势利以及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人们都在不择手段的努力赚钱，并视贫穷为失败，社会关系变得令人恶心的势利，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炫耀和攀比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刺激他们对社会不公与歧视产生愤怒，其破坏力随时可能被某些群体性事件所点燃和释放。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似乎对发动一次打击贪官、黑社会以及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的“文革运动”感兴趣，从谈话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肃清这些人产生的革命快感。

人们对政治的普遍不满是毫无悬念的，但在最广阔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人们已经普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种种不公，并遵循各类“潜规则”生存。因为最近几年卖苦力的底层民众收入快速增长，这种乐观的情绪冲淡了政府腐败与社会不公带来的愤怒。即使自身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大部分人也会以没有社会关系或能力不够而自认倒霉。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即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在中国很多，事实上，除了发达城市有少部分以青年人为主追求公民权利的人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国民仍然是传统社会的臣民。

他们几乎都不相信通过政治改革能够实现政治清明，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中有美好的存在，整个社会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真正改革，因为持续改革的结果是政府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改革不过是权贵获取利益的手段；他们不相信民主会起作用，因为官方媒体总是宣传西方式民主带来的混乱以及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他们也不相信社会有公正和正义，因为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人治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有理由担心，一旦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贫富差距将急速放大。当普通人失去希望的时候，政府腐败、法治不彰、阶层仇恨、社会不公、价值混乱等问题就酝酿政治与社会危机，就像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期一样。因此，在经济可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面前，中国最紧迫的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让人人权利平等，遵守法律与规则，让中国人活的有尊严、有灵魂、有信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唯利是图、以邻为壑、弱肉强食，像是未走入现代文明的“野蛮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