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发展 先改革

 

　　新世纪以来，每年“两会”后第一个周末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企业界探讨新一年中国发展的平台。3月23日至25日，跨国公司领导人、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和国际知名学者，第14次汇聚北京。

　　今年是换届之年，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完成了政府交替。新领导人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实情况是，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也处于增速下台阶的转换时期，改革呼声虽高，但障碍颇多。

　　如何看待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国的改革如何告别“喊破嗓子”，真正“甩开膀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找寻什么样增长的动力，这一争论在“十一五”已经达成了一致，但支持这一转变的机制并未形成，这需要改革来保障。

　　从中国改革的经验看，确定目标是第一步，第二件事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第三件事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现在要做的是做出大体设计”。

　　国内推进改革的同时，中国的国际角色也要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为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学者、企业家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而不仅是接受者。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超预期减速，让各界普遍认同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中速增长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和公共债务负担的上升，对中国长期增长前景有很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会切换到更低水平。

　　“最近两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在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波动，最终可能稳定在6%-7%之间。不过，即使经济增速降低，每年新增经济量还呈上升态势。

　　根据国际经验，“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国际元后，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降幅在30%-40%之间。中国人均收入在2013年也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省市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这些省市占中国GDP近一半，人均GDP超过1.1万国际元，“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中国增长阶段转换作出分析。刘世锦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陈昌盛认为，一国经济高速增长趋于结束时，其房地产需求跟城镇化率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跟20到50岁人口峰值的关系很稳定。“20到50岁人口峰值之后的17年到20年内房屋建设的高峰期会出现”。照此推断，中国房地产投资峰值大概在2015年左右到来，不应对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有过多奢望。

　　不少人将城镇化理解为基础设施建设，陈昌盛称，从投资结构里看，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已经过去。

　　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内在变化。陈昌盛表示，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达到峰值，冶金、建材等行业2015年左右会出现峰值，机械、电子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上升比重还会不断提高，到2020年后才会出现稳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格局很快会实现，但是这一格局出现时增速要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对中国来讲，速度并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是质量。他认为，GDP无法评估生活质量和环境方面的代价，并不是衡量增长质量很好的指标。过去30年间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做出转型，更加转向内需和消费。

　　刘世锦也称，过去30多年中国主要是通过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转移，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将主要通过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转型升级、优胜劣汰、全产业链管理而实现更高速的增长。“通俗点讲，过去主要是铺摊子，今后主要是上台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经营，今后重点将是精耕细作”。他认为，去年四季度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由存货调整而引发的短周期的回升，中长期周期向下调整的过程其实还在持续，并没有结束。

　　他提醒，要警惕和避免乐观预期和地方政府换届以后固有的增长冲动造成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加剧和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避免经济大起后大落。

　　“宏观决策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增长的稳定性。”刘世锦称，首先，不能把增速人为推高，同时，政策重点要放在防止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快速回落上，“政策重点是要托底，而不是推高，并有必要的政策储备”。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引发了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讨论。根据国研中心的研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类拉美国家，人均GDP在4000-5000国际元时遭遇了增速下降；一类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人均GDP达到6000-7000国际元时增速下降。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000国际元，今年可能接近1万国际元，“逻辑上来讲中国已经跨越了拉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刘世锦称，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门槛，对中国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这需要中国加快改革，如果不改革，中国的潜力未必能发挥出来” 。

　　近两年，各界对继续推进改革的呼声颇高。不过，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尽管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到一些改革，但从实施两年的过程看，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仍面临着基尼系数较高、环境问题严重、政府治理等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也表示，尽管中国的改革有一定进展，但效果并不显著。过去数年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已经结束，中国应该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通过城镇化改变投资和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他对这三方面的进展分别打出B、A-、C的分数，认为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国欠账较多。“未来不仅仅是要建立全面的医疗、社保体系，而是要提高筹资水平，为未来产生可持续的收益”。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出台“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2月底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发言人提出了多个改革路线图建议。吴敬琏认为，应该梳理整合这些建议，按照改革的领域汇总，开出每一个领域需要做的改革，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关系比较密切的项目，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核心还是如何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

　　他认为，现在最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放开；明确政府的作用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活动；市场监管要合规，不能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斯蒂格利茨表示，政府作用不再是决定怎么做，而是要帮助经济主体实现这一目标。改革必须要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实现平衡开始，私营部门内部也要确保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间的利益平衡。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做主旨演讲时称，要坚决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重在向市场、向社会、向企业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该管的政府一定要把它管住、管实、管好；不该管的不要去管，不要去干预”。

　　他称，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现在的改革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重大利益的调整。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当前和长远，特别是要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

　　不过，他并未对这些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作出描述。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他称，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城镇居民、农民工及农村居民 “三元结构”，其背后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土地制度不改革，中国难以处理好这三个群体的关系。

　　他建议，强调体制的创新，首选农村土地制度。他称，中国的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受意识形态、传统等因素影响，（直接的）土地私有化比较困难，改革可以分步走，第一步将这些土地实行国有化，同时宣布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家庭化。

　　他将这一步的改革比作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补偿”。

　　他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有助于中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国梦”。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近期广东、重庆开始探索宅基地流转、抵押和转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称，这一试点的目的是想让同样的集体土地能够在产权建设、流转规则上逐步建立起规矩，逐步实现“同地同权、同地同价”。

　　在国内改革加速的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亟待加强。

　　根据国研中心的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与经济实力并不匹配。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认为，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参与了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和机制，但是，中国还没有真正采取非常积极主动的态度。无论是在20国集团还是其他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只是被动参与者。在他看来，世界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特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之后。过去几年间，关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很多争论，很难达成共识。这种局面如果没有改善，将会制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内和国际问题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了。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成为全球事务趋同的催化剂，包括争取在年内推动多哈回合就早期收获达成共识。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表示，中国要成为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中国需要建立以开放的市场为基础的、规制较好、尊重国际经济的制度，保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跻身为强国之列。

　　为实现这一目标，马丁·沃尔夫认为，中国需要在贸易管理、经济、财政、金融和货币体系方面做出一些国际化步伐的调整。

　　具体来说，在贸易领域，中国应该更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应尽最大努力与新兴国家进行全面贸易开放安排，而非逐一进行自贸区谈判；在对外投资上，中国需要考虑如何扩展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以及如何通过国际规则保护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金融开放上，中国仍会比较谨慎，好处是保护中国不受金融风险的蔓延，但人民币国际化进度会受到影响。同时，中国还要考虑能否建立一个国内货币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之外的替代体系。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如何避免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成为焦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即使到2020年左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内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深化程度，还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很可能给国际金融投机家炒作的机会，“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稳定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他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主要的问题是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很容易造成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替代方案是寻找一个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超主权货币”，比如纸黄金，既可以随着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也可以避免现在黄金做储备的通缩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