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观察】有危机意识才能避免危机

　　近来，多家国际机构看空中国经济。惠誉对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降至A+；穆迪虽然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摩根大通建议其客户减持中国股票；4月30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显著位置刊文，称“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看空中国”的论点如此集中出现，为近年来所仅见，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对顽强抗击危机且作用重大的中国经济不再强烈看多，更是值得深思。这股看空中国潮引起了国内政商两界的重视，有些官方媒体做出了颇为激烈的反应。

　　看空中国经济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可能转移到主权资产负债表上，从而妨碍中国经济向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方式转变。他们认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正面临一定的压力。不过，细察这些评价，尚不足以得出这些机构对中国经济已经转向悲观的结论。它们措辞谨慎，结论也并不那么肯定。因此，对这些商业机构的观点不宜过度阐释，自然也不必过度反应。

　　其实，国内舆论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忧虑要远甚于国际机构。比如，摩根大通对中国A股市场的评价由“中性”降至“减持”，对中国市场的参与者而言，这本不是什么惊人之论。看看中国股市近几年的表现，中国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判断相当悲观。国内经济界人士对地方债的担心、对产能过剩有可能引起局部经济危机的担心，是相当普遍的。决策层一再表达对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的忧虑，监管部门也明确警示几大金融风险。

　　因此，对于国际机构的评价，应当视作必要的提醒，决策层应认真研判，做出防患于未然的安排。“自己说得、外人说不得”是一种不成熟的心态。

　　多年来，唱衰中国的论调时有所闻，有时还非常强烈。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2001年，章家敦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事实已经回答了上述质疑。由此可见，各种各样的看衰中国论，本身并不足虑，不过是一种主观判断而已；真正危险的，是听任内在的经济矛盾不断积累，无所作为，“击鼓传花”，以至积重难返。当经济内在的矛盾积累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就会发生危机。中国并不特殊，危机与改革一直在赛跑。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之成就，乃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则起始于现实的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强烈共识。此后改革每一阶段的突破，也是用改革克服危机，用改革化解蕴含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35年的历程说明，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消除危机，也只有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才能防范新的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改善，正是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过程。

　　中国经济也常常遭受外部危机冲击。这可能推动改革，也可能推迟改革进程。总体而言，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未深度卷入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性危机，其中包括着诸多经验教训。外部危机可能提升国人的危机意识，在外部冲击面前的“准危机”共识，可能形成改革动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因外部危机深重，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或许与最初的改革设计背道而驰，改革的进程有可能被延缓；反危机的权宜之计还会被固化，从而强化旧的增长方式。关键还是取决于决策者的改革意识和视野。摆正反危机措施与改革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切忌把短期措施当成长期目标，“给今后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设置障碍”（李克强语），由此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相对良好的表现，使国内不少人对现存经济体制推崇备至。有不少人认为，危机只是“他们的”危机，而与我们无涉。这种自满情绪必然带来一个消极后果，令人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全方位改革的迫切性认识不足。如今，外部危机正在削减，而中国自己的风险正在集聚，但危机意识却并不强烈。改革意愿的降低和危机意识的削弱，是当前亟需克服的病症。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唱空”情绪的出现，对中国未尝是坏事。

　　危机是政策失败的结果，其危害无疑是巨大的。为了避免危机，就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强调危机意识。具体到当前，就是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内在风险，尤其需要对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的应对政策做一番实事求是的反思与总结。重启改革议程，回归改革导向，如此才能化解矛盾，释放压力，消危机于无形。这是对看空中国论的最好回答。